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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双创丨ID:citicstartup

 

当科幻电影场景逐步变为现实,我们准备好了吗?从数据的隐私安全到个人的职业保障再到阶层的重组,科技、社会、经济的发展已处于转折点。很多时候,提出问题往往比回答问题更重要,因为好的问题往往意味着解决问题的开始。

 

 

2019年6月25日,阿里巴巴发起的研究机构罗汉堂在杭州总结了“最关乎世界未来的十大问题”,200多位来自全球的顶尖学者等应邀“西湖论剑”,闭门研讨这十大问题。

 

对于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,诺奖得主们多少表示出了担忧和焦虑,马云则像一个积极的乐观主义派。

 

马云说:“我是数字经济坚定的乐观主义者,从一开始就坚信数字经济和平台的力量,这是世界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好机会,世界需要数字技术方面的领导力。世界变化的速度肯定越来越快,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和不确定性,但没有人是明天的专家,政府、学界和企业需要一起合作解决问题。此外,我们需要也需要在智慧的时刻,制定智慧的政策,不要用昨天的做法来解决明天的问题。”

 

很多时候,我们面对眼前的困境拳打脚踢,往往是因为我们缺乏了正确的方法,也有很多时候是因为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以致于无法找到出路。罗汉堂此次提出的10个问题直击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、经济、伦理、政治问题的核心,有人称为“世界终极十问”:

 

 

01

我们是应该先控制风险,

还是先迎接数字技术?

 

要达到5000万用户,电力花了46年,计算机花了14年,互联网花了7年,皮卡丘花了19天。今天,在低收入国家也有60%的人已经拥有移动手机。决策时间前所未有的短,错过成本前所未有的大。

2001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·斯宾塞(Michael Spence)认为:数字经济带来的福利还难以被准确衡量和估计,这会影响我们平衡数字经济风险和收益。现有对经济的衡量集中在对经济增长的关注,忽略了健康、生活便利等其他福利。数字经济的长期影响是深度多维的,需要一个更多维的框架衡量个人和社会福利。

 

02

数字技术会扩大鸿沟,

还是会让世界变平?

 

技术从来都是双刃剑。技术革命既让地球能够养活的人口从10亿增加到70多亿,也引发过两次世界大战。关键是能不能以最快速度,让尽可能多的人受益。

2001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·斯宾塞(Michael Spence)指出: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增长速度上,还体现在边远、贫困群体与现有经济资源的结合速度上,这是令人震惊的普惠增长模式。

 

 

03

数据是谁的?

谁是真正的受益者? 

 

司机的行驶记录对于个人而言意义不大,但如果分享出去,就会让导航软件的精准度更高。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资料,不见得应该只追求唯一所有权,而是要寻找一种机制保护好隐私,并让更多人受益。

2014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让·梯若尔(Jean Tirole)提出应学会如何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同时,不遏制科技的进步和创新的向前。“我们想倒掉洗澡水,但别把宝宝也泼出去了。”

 

 

19世纪末,当电话刚在美国推出和普及时,纽约时报曾刊登评论指出:“电话不仅会收录两端的声音,甚至会将其路线经过之处的声音都收录下来,因此当这千万的电话线从居民屋顶经过,所有秘密都将公之于众,惟有沉默才是安全”。这类关于电话的设想或许在现在看来不切实际,甚至可笑,但是在当时民众对电话技术并不够了解的时期,这类忧虑是有广泛共鸣的。

 

 

04

数字技术会让更多的人失业

还是会让工作时间更短? 

 

眼下美国对AI的担忧达到历史高点,但实际上美国失业率是半个世纪以来的低位。技术革命并没导致失业率上升,但会带来新的工种,以及缩短工作时间。我们该为未来的工作做好什么准备?

2010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里斯托弗·皮萨里德斯(Sir Christopher Pissarides)指出:并没有证据证明技术会带来失业率的提高。但技术的发展过程中,确实会促进就业的结构性转变。1980年以来的就业数据显示,就业逐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。

 

 

05

谁是平台经济的受益者,是所有参与者,

还是少数平台公司?

 

技术革命一直在深刻改变人类协同方式,到了数字时代,消费者和生产者被合成一张网,它就是平台。在全新的协同关系中,各方的收益、责任、工作方式、福利保障等都发生了深远变化。

2010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里斯托弗·皮萨里德斯(Sir Christopher Pissarides)认为:数字平台是对分散市场匹配技术的改进,它具有提高所有市场参与者效率的潜力。“互联网和平台经济能够有效打破制约成熟市场发展的阻碍。在中国,没有互联网,农民只能进城打工才能提高收入,互联网让他们在家乡也可能获得同样的发展机会。”

 

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理查德·霍尔登(Richard Holden)说:数字技术改变了企业的协同方式和边界,让原本很多公司内部才能完成复杂的协同变得高效和透明,更多的事务可以在公司外部由市场协同来完成。这给小微企业带来更大的生存空间,更高效的利用资源做专业化分工。“大型平台的竞争优势来源于网络效应,这种竞争优势很难从无到有的建立,但是已有平台的地位也很脆弱。赢者无眠成为常态,平台必须时刻创新和更好的服务用户,才能保持竞争优势。”

 

 

06

治理机制要如何改变,

才能适应数字时代?

 

汽车诞生于欧洲,汽车商用的黄金时代却在美国。在数字时代,什么样的政府、市场和公司治理机制,才能适应今天自下而上的创新和新协同机制。

 

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本特·霍姆斯特罗姆(Bengt Holmström)说: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我们的经济发展机制,也会改变我们制定政策的方式。

 

 

07

金融服务在越来越平民化的同时,

会不会引发更多的风险?

 

金融从来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,眼下,数字技术让卖茶叶蛋的老太太和银行行长享受到同样的金融服务。但金融创新,包括数字货币,也可能带来新的不确定性。

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本特·霍姆斯特罗姆(Bengt Holmström)指出:数字经济时代,信息是一种新的抵押品。有了数字平台上收集的信息,小额借款人获得信贷不需要抵押品,因为贷款人比借款人更了解他的信誉。在这方面,平台模式更接近于西方信用卡的基础模式,同时因为它基于数字识别,并包含大量数据,所以比信用卡便宜得多,也不容易被欺诈。

 

 

08

数字时代全球化会走回头路吗?

 

技术、贸易和知识的自由流动和分享是全球经济繁荣的核心动力,在世界经济分化严重、技术发展参差不齐的今天,我们如何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协同,让每一个国家受益?

2001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·斯宾塞(Michael Spence)说:让我感到兴奋的是中国的数字经济增长范式能够启发其他国家,开发巨大的国内市场就能带来巨大的增长机会。在此基础上我们不难想象,只需要一点点的国际合作,这种发展模式就能推广到全世界。各国小微企业参与到国际市场中或将成为下一个增长引擎,这才是最最激动人心的事。

 

 

09

人工智能该不该有道德观?

 

无人驾驶汽车必须选择撞向一边,左边是老人,右边是小孩,它该做何选择?这该由算法来决定吗?

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托马斯·萨金特(Thomas Sargent)指出:说到底,机器并不是自己在学习,它们学的,都是人类输入的数据。是人类在告诉机器要学习什么。因此,我们人类在给机器提供数据的时候,要努力去除掉一些偏见。

 

 

10

大算力和大数据,

一定会让我们离真相更近吗? 

 

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利用大数据和大算力做决策,接近世界的真相。在一秒钟内能摸象腿数百万次,我们就一定会避免盲人摸象了吗?

 

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拉尔斯·彼得·汉森(Lars Peter Hansen)说:数字经济时代,丰富的数据确实为经济学分析提供了更多的素材,但是实证分析本身的价值则非常有限。对于实际发生什么和可能发生什么,理论模型却能帮助我们做不同情形和不同政策下的比较。因此纯数据驱动具备一定的局限性,模型能让人们在大数据时代的今天做更好的决策。

 

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托马斯·萨金特(Thomas Sargent)指出:大数据和大算力提升了抽象信息理论的价值,它们的高速发展对处理信息的方法论提出更高要求。更优的信息估计技术,算法博弈论,多元时间序列算法和数据模拟技术等都可以在大数据时代散发光彩。

 

我们并非手握答案,提出关键问题是第一步。关于这些终极问题,你有哪些思考与回答呢?

 

来源:环球科学

作者:鲁婧涵

图片来源:pixabay